在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哪个地区经济发达了,哪个地区也就有了大量外来贫困人口,哪个地区的犯罪率也就高了上去。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也是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还是犯罪率最高的省份。中国最大的女子监狱就在广东省,我担任原著、编剧、策划、外联制片的电视剧《女监档案》就是在这所中国最大的女子监狱拍摄。据统计,在深圳特区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来自内地农村的“三无”人员(即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所为

浙江省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犯罪率高居全国第二。而在杭州市萧山区看守所,我发现犯罪主体变了,外来人口作案占80%。在经济发达的杭州市和温州市,流动人口作案占看守所在押人员的85%~90%,其中70%是农民工。据我对这些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其中约有30%是由于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活来源而导致犯罪的,包括刑满释放后找不到工作的“二进宫”、“三进宫”人员。浙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只要肯出力,完全可以找到挣钱的营生,再不济的也可以到建筑工地和泥抬砖,可他们为什么要去犯罪?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墨顿说:“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

贫富有差距,其实很正常。尽管“均贫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人类发展到目前阶段,恐怕还很难实现。倘若真的现在就均了贫富,肯定还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曾实行过多年的“大锅饭”,并没有让我们真正摆脱贫困。再如,那些基本已均了贫富,且已多年实行高福利的国家,其社会问题不是也已见端倪了吗?关键是贫富差距不能长期过大,而且社会保障机制必须尽快完善。

北京“第一看守所”曾关押一个念过高中的河南农民。他家境贫寒,孩子病重,只好卖了家中最值钱的牛来救孩子,不想假种子又让他颗粒无收。无奈到北京打工,又因无一技之长屡遭坎坷。最后他抢了一辆出租车,杀死司机,驾车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横冲直撞,撞死两人,撞伤四人。看守所的民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看见的贫富差距太大了。我到处告状又没人理。我这样做就是想引起社会关注……”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大大超过了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有的人一杯咖啡一千八,有的人一顿饭吃俩地瓜”。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我还想到,为什么北欧国家、日本和美国都很富裕,但北欧和日本的犯罪率却比美国低?这恐怕与移民问题有关。北欧国家移民不多,日本是单一民族,公民在就业机会上基本平等,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没有必要非得通过犯罪攫取。而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世界各地的移民很多,但社会对移民有种种限制,不少人在没有拿到绿卡之前,打工就业都很艰难,外来人口想在美国待下去,又没有正当的职业挣钱,就走了歪门邪道,所以移民问题是美国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北欧和日本大家一起富裕,犯罪率就低;而美国还是贫富不均,犯罪率就高。

有专家对我说:“我过去研究‘三农’问题,现在研究‘三农’犯罪问题。”

这话让人伤感又无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策,本是希望“先富带动后富”。而今,确实有不少人富起来了,但也有不少人富了,却把钱都带走了。据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27%的亿万富豪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同时有资料显示,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未放弃在中国的种种利益,甚至偷税漏税,所谓投资,不过是给自己和全家买好了境外保险而已。更多的人却长期富不起来,或是“富起来”的部分被飞涨的物价吃掉了,就连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都说: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这话一针见血。但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中国,穷人不把钱存入银行又能怎样?即便半夜三更去排大队买国债,还未必能抢得到手。在资本运作面前,“勤劳致富”谈何容易?更多情况则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这势必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我采访过不少犯罪的“农二代”,发现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仇富心理,贫富悬殊使他们仇富,而仇富增加了犯罪。从这个角度上说,犯罪率大幅攀升,应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印度的种姓问题依然存在,贫富也很悬殊,但据说穷人很少仇富。印度人有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认为自己受穷是前世因果,害怕做坏事遭报应,只希望神保佑自己下辈子能从苦海中解脱。因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相安无事。人们即使再穷,一般也不去偷盗抢劫,报复富人的事极少发生。而我国,不具备这样的国情。

人权天赋,不论出身,都应平等,都应有尊严地活着。可是,也确有“官二代”们享受着父辈的特权,“富二代”们享受着父辈的财富。据报道,他们之中有人为博女友一笑,一出手就是380万元一件的紫檀木雕。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有目共睹。这些人,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最初到城市闯荡时,由于经济所限,不少人只身前往,造成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其中一部分家庭夫妻离异。很多打工仔能吃苦,却不舍得让自己的后代吃苦,加之文化水平低、无暇顾及孩子,致使孩子文化教育缺失,法律观念淡薄,生存能力低下

去年,我应邀到汕头市公安局讲课,顺便到汕头看守所调研,一进看守所,就看到一个狱警押着一个孩子走进来,我心头一沉,急忙喊住那个孩子,那是一个17岁的男孩儿,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长得白白净净,我问他案由,他说是偷了一个手机。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农村留守孩子。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汕头人,我问他父母在哪里,他说在广州打工。望着他稚气未脱的脸,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青少年犯罪是最令我痛心的。

还有很多在押人员叫“农二代”,也称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城务工农民。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六成,将近1亿人。这些人的父母是有根的,他们呈钟摆运动,既可以在大城市打工,也可以回到农村干农活儿;而“农二代”这个群体有的是跟随爷爷奶奶或母亲在农村生活,有的是跟随父母在城市流动中长大,虽然户口还在农村,还被叫做农民,但九成人从未干过农活儿。随着农村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以来,这一特殊群体在不断壮大。他们是漂浮着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根”,呈单向运动。他们向往大城市生活,可由于知识技能有限,城市不接受他们,他们的人生坐标系发生改变,既疏离父辈出身的农村文化,无法回到农村;也抗拒城市文化,无法融入城市。其实这些人进城后,多数人的生活比在农村好多了,已经鸟枪换炮了,可为什么还要犯罪?我想贫富悬殊应是原因之一。他们心理不平衡:凭什么城里人就要比我们乡下人日子过得好?凭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就比我们“农二代”、“穷二代”更有前途?这些人进城后遇到种种艰辛,有的遭受了太多的白眼儿,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大都市的奢华生活更刺激他们的神经,于是有的就要报复城里的富人,甚至沦为少年犯,令人触目惊心。

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人无固定收入来源和暴力犯罪倾向严重,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其犯罪类型主要是盗窃、抢劫、强奸、敲诈勒索,80%以上为侵财犯罪。这些问题近年日益突出,应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19年前,联合国总部总经济事务专员,美籍博士赖尚龙先生来北京,参加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和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合作举办的以“扶贫与社会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他满腔热情地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我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给予热情鼓励。当时我很纳闷儿:一个联合国高级官员,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博士,何以要关心中国作家写的一本扶贫书?联合国与扶贫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观,发现大厅里悬挂着大量的关于扶贫问题的图片展板,主要内容是展现联合国对非洲难民的援助。图片上,很多难民骨瘦如柴,令人不忍驻足。大厅里还陈列着一些联合国捐助难民们的蚊帐、木板床、文具箱、塑料杯、食品等实物,一个文具箱上用英文写着:“学校在这个盒子里”。一块展板上用英文写着:“如今,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保持健康所必须的食物。”

看到这些展板和展品,我顿时理解了那位美国经济学博士对扶贫热情关注的真诚。

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要想和平,就必须反贫困。贫困越严重,犯罪率就越高;犯罪率越高,社会就越不稳定,发展就越不平衡。尽管犯罪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扼制犯罪,应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那就必须综合治理。

我在看守所调查时,发现有的“二进宫”、“三进宫”人员,往往由于刑满释放后没有就业机会,遭人歧视,生活非常艰难,进而重蹈覆辙。这就不是警察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有刑满释放人员对我说:“现在好人都下岗,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找到工作?”

我说:“找不到工作,干个体行不行?”

他说:“干个体也需要本金,我们哪儿有?有时候出去又折进来,实在是家里家外的没辙……”(打工是不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这些话引起我的思索。我们是否给了每个公民很好的活路?各级扶贫资金中对妇女、儿童、残疾人都有扶助项目,刑满释放人员中的“三无人员”,是否也可进入扶贫济困之列?对于那些表现好的刑满释放人员,能否允许他们申请一些小额资助,让他们有个创业的本金?须知没有任何银行能够给他们贷款。还有的在关押期间家庭就解体了,假如他无家可归,政府能否帮他找间廉租房,给他必要的生活保障?居委会能否帮他找份临时工作,促使他自食其力?看守所能否在羁押期间,教会他一两种劳动技能?

我是中国最早写农民工的作家之一, 29年前,我发表过报告文学《淘金者的甜酸苦辣——北京市外地雇工生活录》《未跨越的沼泽地》。为了创作这两部作品,我在北京建国门劳务市场和北京前门大栅栏珠宝市、廊坊二条泡了好几个月,对外地雇工做社会调查,外地雇工就是农民工啊!

29年过去了,我当年采访过的那些农民工,很多已经当了父母,甚至当上了爷爷奶奶。如今,当我在看守所见到新的农民工在押人员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北京的建国门、大栅栏、珠宝市和廊坊二条,想起了当年我为之流泪为之呼吁的农民工。采访中,我对因贫穷而犯罪的人有着很深的同情,因为他们本非反社会之人。

我又想起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个哈佛大学的辍学生,凭借自己的智慧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财富,但他并没有用去挥霍,而是裸捐。反观当今中国,又有几个富人能够这样真诚地回报社会呢?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即便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算起,不过三十几年,还很少有富人完成了从物质富有到精神富有的升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有的人借政策之便廉价买地皮,盖楼盘发了财,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有的人借权贵之势倒卖批文,倒卖钢材,倒卖军火,把大量的金钱转移到国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自己肥得流油,却不愿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还千方百计偷税漏税……这些人腰缠万贯,精神上却是乞丐,真是穷得兜里只剩下钱了。

近年来,中国又出现了一批拆迁暴发户,北京大兴区将家人满门抄斩的李磊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在看守所见到他时感到脊梁骨一阵阵发凉,我想不通他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有的拆迁户今天拿到拆迁款,明天就去吃喝玩乐,有的全村打麻将、赌博。听说有个村一下子就买了十几辆名牌车,一个还干清洁工的农民开着宝马车去公司上班,保安不让他进停车场,说公司的老总还没开宝马呢。

还有的富人宁肯拿着钞票去赌博、嫖娼,去灯红酒绿处一掷千金,也不肯救济穷人,却对做慈善的人指手画脚、恶毒攻击。富人为什么不能多做一些善事,多帮助一些穷人呢?据说,一个西方的富翁在给孩子零花钱时,要求孩子把这钱分成三份,1/3自由支配,1/3储蓄,1/3做慈善。而我们的有钱人,恐怕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

尤其是某些官员为追求政绩,没有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甚或为一己私利卖官鬻爵、鱼肉百姓、草菅人命,从而沦为罪犯,引起全社会极大不满。这样的犯罪,无疑也是造成更多社会犯罪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某些犯罪分子由此而心安理得,觉得自己这点罪过比贪官差远了,乃至扬言自己是在“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犯罪的发生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利益分配的不公,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一些被边缘化的贫困群体成为犯罪高发人群。其中下岗职工和进城的农民工占有很大比例。

在丹东看守所,我见到很多“难民”,他们真是穷得连几块钱一碗的荤菜都买不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得看守所救济。我很难过,就问戴晓军所长:“你家这五百口子怎么有这么多穷人?”

他不假思索地说:“穷得活不下去了,最容易犯罪。

作者 影视123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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