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文明的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至少对中国受现代教育产生出来的读者来说,这个想法可能比较陌生,好像直接影响不如二战。但是因为世界的动力中心在欧洲,世界体系的演化源也在欧洲,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视野的话,还是必须要重视一战。一战是一个转折点,它截断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划分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漫长的十九世纪」?就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也有人把它称之为英国主导的世纪,或者叫做自由主义世纪,或者叫做资本主义世纪,也可以叫做殖民主义世纪。其实这几个称呼有内在的联系。拿破仑战争,等于是欧洲各国内部之间模式演变的最后一次对决,以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以及拿破仑,本身就代表了拒绝这种模式的一种企图。他们,也可以这么说,是认为:绝对主义王权,或者是群众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仑这样以军事光荣为代表的,复活古罗马的体制,能够给人类历史提供另外一个出路。但是在拿破仑最后失败以后,法国自己也渐渐走上了英国那种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制的模式,等于是挑战者不复存在了,英国模式变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选择。基本上所有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都在模仿英国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逐渐变成一个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时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殖民主义。

因为中国人往往用情绪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觉得殖民主义是屈辱的,所以对这一点中国人没有较好的理解。但是你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说看,可以说是,在没有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殖民主义是迅速引进欧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见、最经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纪它毫无疑问是主流方式。欧洲内部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过程,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是基本同构的。这种同构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仑战争以前,英法争霸,欧洲内部的国际协调没有搞好的情况下,对外的殖民扩张不能够有效的产生。例如,像阿兰·佩雷菲特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在欧洲可以说是常识的观点,就是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40年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的缘故。如果不是拿破仑的话,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经爆发了。因为英法战争牵制了英国东向发展的势力,使英法两国的势力都留在欧洲,所以大清帝国才暂时没有遭到印度的厄运。如果拿破仑战争延长一点,鸦片战争可能还会再延迟。这就是殖民主义和欧洲内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混乱,在欧洲内部达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国际协调的状态;在这种国际协调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国际纠纷可以通过列强内部协调来解决,即使真的发生纠纷的话,爆发一场战争,这个战争也是有限、有节制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像这样的战争是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小规模的、绅士的战争,他必须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则,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很小,基本上不会打乱资本主义大发展。在这个有效的国际框架的约束之下,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低烈度的,欧洲国家对外的扩张是势如破竹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迅速发展。这就是漫长的十九世纪,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纪,或者叫做英国主导的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这个局面,使国际协调瓦解。国际协调瓦解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平演变的条件不复存在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再以文明的、费厄泼赖的形式展开。一战的第一个产物就是产生了苏联。苏联的产生,它跟其他以前的列强完全不一样,它断然拒绝接受国际秩序本身,他公开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他撕毁了以前的所有国际条约,并且宣布:苏联的任务,就是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所有国际条约和秩序。托洛斯基担任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就说,他的任务就是,发动世界革命,然后解散外交部。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你把它跟辛亥革命比较,你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承认大清帝国和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维护远东国际体系。因此辛亥革命就是一场,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尊重资产阶级文明和有限的费厄泼赖战争,加入到原有国际体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戏剧性的、以推翻国际秩序为缘由的革命。它有点像是现在的伊斯兰国,而不像是一般的独立国家或者是文明。由于苏联的产生,于是就迅速产生了反苏势力。苏联就是,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超限战的手段反对国际秩序。于是,欧洲的右翼势力,例如德国的军官团,或者是参与暴动的这些人,也利用超限战的手段来反击苏联,就是说,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有了列宁主义,然后才有法西斯主义;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才有纳粹主义;有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营,然后才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有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大体顺序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些做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破坏费厄泼赖。大家都是费厄泼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我首先破坏规则,那么我就可以占一点点便宜,用更加残忍的手段。但是你残忍了初一,别人就会残忍初二,于是二十世纪的整个特点就是,游戏规则急剧的恶化,世界变得野蛮多了。十九世纪的战争是绅士的战争,以前拿破仑的战争,或者普法战争,或者克里米亚战争,他们都是文质彬彬,要讲究优待俘虏,军队不能伤害平民,只是少数军队之间杀来杀去。二十世纪的战争,以苏联和德国的纠纷、战争为代表,都是极其残忍的,破坏国际规范的战争,动不动就要搞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平民的灭绝。这些事情在十九世纪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和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区别。它的关键就在于一战以及一战产生出来的苏联和反苏势力之间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可以说,人类文明曾经多次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冷战结束,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就是从1918年到1989年这个时期,在西方通常就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一个极端危险的窗口期。人类,可以说是,自从部落时代开始到现在,人类最有可能灭绝,或者完全堕落为野蛮人的时期,就是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随着苏联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苏联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说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像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负面遗产。这些遗产,对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新型国际体系有着巨大的拖累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拖累的话,可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新世界比较容易像十九世纪一样,重新恢复到,在一个较为文明、规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体系。

建立国际体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一点的理解都是普遍偏低。如果你是中国历史学教育出来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好坏,主要是由于内部政策的缘故。你看《大国崛起》或者是什么电视片,都是传播这种观点,他们说,英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法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或者是实行了什么政治制度,然后就强起来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么人采取了什么错误的政策,所以他们就弱下去了。最经典的段落就是,中日两国的比较: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大清拒绝改革,所以日本就强盛了,中国就没落下来了。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体制,严重的受到国际体系的牵累,欧洲国家对这一点都很清楚,他们的内部宪制跟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是切不开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间的此消彼长,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一开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国际体系里去,做一个国际体系的优等生。而大清呢,他坚持原有的天下国家的理念,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国际体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愿意参加进去。尽管在李鸿章主政的时代,大清加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机会其实比日本要多。英国人一再邀请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尽管英国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进去。最后,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日本终于加入了国际体系,通过庚子年加入八国联军,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往往通过错误的国耻教育,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其实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和中国参加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是一个性质的。你以前是个不太重要的国家,国际活动都不请你参加。现在你地位重要了,人家承认你是文明人了,所以到野蛮的索马里或者其他地方去维持和平这种任务,就邀请上你了。对日本来说,八国联军,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干涉部队,到发生义和团的野蛮地区去维持国际秩序,这就是日本的光荣,这证明日本考试合格了,他从此以后就是文明人的一部分了。日本加入了国际体系,明治维新才能够顺利展开。大清拒绝加入国际体系,所以他,等于是,处处都不利。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正确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围的人带动。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坐在车上,即使你不大努力,你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跑的话,即使你非常努力,你仍然也跑不过坐在车上的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就是这样的一列快车,即使你本身不太优秀,但是因为你搭上了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容易;你没有搭上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难。冷战以后这个局势进一步、再次又重演了。日本尽管是战败国,他再次加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呢,则通过1948年的内战加入了苏联为首的挑战者,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日本坐在车上、而中国在地上跑的那种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后来许多内部政策,他不是不单纯是国内的,必须把国内和国际结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人很少通过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国际体系对国家来说就好像生态环境对生物一样重要。从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适应,什么叫不适应,不是你本身决定的。鲸鱼它在水里面可以算是适应,它的流线型身体在海里面是适应的,如果在陆上就不算适应。你说鲸鱼是适应的,那是因为你结合它所在的海洋环境来考虑。所以如果说日本制度是优秀的或者说是明治维新是正确的,那你也得结合他所在的国际体系和资本主义环境才能够理解。在国际体系、国际协调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基本法则情况下,那么日本的制度是适应的,而中国的制度是不适应的。但中国自己也是适应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苏联的阵营和挑战者当中,其实他那种也是适应的。正如塔利班,火烧巴米扬大佛,他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环境中是适应的,尽管在全世界是不适应的。红卫兵砸孔庙,这在红卫兵各个派系、小生态环境中,这也是适应的,尽管它在国际大环境中是不适应的。你把这些东西都理解了,你才能够理解历史上各个行为主体的真正处境。

我们回过头去讲国际体系的破坏。国际体系的破坏,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国际纠纷,绝大部分是由苏联引起、以及由反对苏联的各种努力造成的。首先就是产生我们刚才讲的托洛斯基的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是苏联的本质,是由苏联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因素。只要苏联本身存在,他的外交的革命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就是推翻整个旧世界。所以他一旦开始,就是掀起俄罗斯帝国内部环境里面的内战,而他成立的整个经过,就是发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且是不按规范的地上战争和地下活动结合在一起操纵的。所以首先,苏俄,一开始诞生,立刻就引起了俄罗斯内部的纠纷。俄罗斯本来是一个多元实体的巨大帝国,像芬兰这些地方是享有自主权的大公国,他们在沙皇共主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在临时政府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但是苏联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以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就首先要求独立,于是立刻就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和这些地方的战争。这种战争你说它是内战,是外战,还是阶级战争都​​很难说。它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超限战。19世纪文明的面纱在这个地方彻底销毁了。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说的那样,民主之后杀全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实现了。作战的主体不再是正规的守纪律的军队,而是各式各样的武装团体,比如说赤卫队、契卡、或者是白卫军之类的。就芬兰的情况来说,所谓白卫军,其实就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或者是比较资产阶级的社区产生的民兵和保安团体之类的这种东西。赤卫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苏维埃,从旧沙皇军队中间要求退出战争的逃兵。双方实行的都是超限战。在芬兰的情况和波罗的海的情况下,就是,在俄罗斯的人力优势快要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德国的军官团卷入了这场内战。最后,由于为数甚少而战斗素质极高的德国军官的参战,使战争的局势变得有利于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最后的结果是,列宁不得不承认芬兰和爱沙尼亚等国的独立。

在乌克兰就爆发了一场更加复杂的三角战争。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白卫军以克里米亚为基地北上,和南下的红军争夺乌克兰的粮食产区。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在盖特曼和共和主义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打了一场危险的四角战争,然后在乌克兰快要失败的时候,毕苏斯基的波兰人从西面卷进来,要求恢复波兰的历史边界,把这场四角战争变成了五角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和波兰签署了瓜分乌克兰的里加和约,把西乌克兰划入了大波兰的范围,把东乌克兰纳入了苏联的范围。在南方的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孟什维克和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邀请英国的军队进来援助他们。但是协约国的军队在战后就撤走了。随着协约国军队的撤退,苏联军队在邵武勉的统帅之下,再度进入了高加索地区,通过邵武勉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武力干预,最后稳定了高加索地区。在中亚,土耳其恩维尔帕夏支持的泛突厥民族主义者和苏联支持的浩罕苏维埃政权,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大大减少了中亚地区的人口。最后苏联军队打死了恩维尔帕夏,肃清了中亚地区的白军残余,把整个中亚都纳入到苏联的范围,这样就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

在东欧,随着德国的战败,协约国自己的军队复员,没有能力在东欧维持秩序,于是他依靠捷克人和波兰人组成小协约国集团,维持奥、匈两个战败国留下的大量空间。捷克人在这个时候大体上发挥了法国代理人的作用,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上暂时维持秩序,直到凡尔赛和约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当地的归属问题。而公民投票进行的非常混乱,因为列强接受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求实行当地住民自决,而当地的情况实际上是,有点像199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住民自决,完全可以通过驱逐当地居民、实行种族清洗的办法来完成。在波兰和捷克边境,列强、协约国的观察员们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下,大体上公民投票能够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进行,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边境。但是这个边境是不完美的。波兰边境里面留下了大量德国人,德国边境里面也留下了很多波兰人,因为双方本来就是混杂居住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方法,颠倒了当地的阶级结构,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不光是单纯的民族集团,也要涉及当地的阶级结构。德国人往往是贵族和农场主,而波兰人往往是劳工。这样,国境线的划分就导致当地社会内部纠纷的加剧,这样就种下了以后战争重新爆发的种子。

在南方,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斯洛伐克的边境,以及新成立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边境的重新划定,以非常野蛮的强行劫持的方式进行。通常,新建立的巴尔干各国,都对本国内部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实行野蛮的清洗和镇压,才能够维持它的边境。这些边境的不稳定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是很明显的。威尔逊主义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它说不清楚,这样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去向。最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通过希特勒和斯大林、通过更严厉的种族清洗,基本上把各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全部赶出去或者是屠杀干净,这样才能够在东欧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但是协约国为了坚持比较高的文明水准,不能采取这样野蛮的手段,结果它只能留下一系列极不稳定的国家和极不稳定的边境。所以英国后来决定对东欧国家的边境采取不担保政策,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样的担保,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而且都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有些人把这称为绥靖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这样的担保是怎么也站不住脚的,就像是你现在去担保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的某些派别一样,谁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英帝国的荣誉,不能够押在这样危险而靠不住的前途上面。

在这样紊乱的情况下,苏联觉得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统治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就产生了巴伐利亚和匈牙利一系列苏维埃国家。这些国家,照我们的说法来看,是苏维埃革命,但是照英国人看来,实际上是少数外国颠覆势力,依靠苏联提供的军火在当地实行的破坏性行动,很像是后来的广州暴动。这些暴动团体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当地的流氓什么的,占领政权以后首先对当地的所有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大屠杀,用这种恐怖的手段来建立苏联式的统治。因此引起了欧洲各个国家普遍的反对。即使原先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20年代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党活动。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往往有一个观点,觉得北欧好像是温和左派,粉红色左派民族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在整个20年代,芬兰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则是搞清党运动清的最厉害的国家。清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本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社会上的苏联颠覆者全部消灭掉。消灭的手段并不是通过现在这种法治手段,而往往是通过街头斗殴和残酷斗争的手段。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现在这样的、完善的警察组织还不存在,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瑞典王国只有皇家军队,没有像样的警察部队的,对付像苏联这种大规模的颠覆活动是没有能力的。即使在警察产生以后,也只能对付一般的盗贼,而苏联他的颠覆,他的颠覆人员,或者是搞出来的煽动人员都比警察还要多,他们在和平的社区里面使用武力和暗杀手段,在资产阶级人士的门口放置炸弹,绑架他们的妻子儿女,实行半夜杀全家这样的、敌后武工队的恐怖行动。用这种方法,照现在的说法,他们干的是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行动,通过恐怖袭击,迫使当地的资金和精英外流,促使社区崩溃,然后制造革命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正规的警察还没有产生,要不你就派军队上街去镇压,要不呢,你就只能采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那种做法,组织自己的工人纠察队,拿起大棒去砸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支部,把当地的胜利者用暴力恐怖的方法赶出去或者打死。瑞典和芬兰都是通过这种手段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也奠定了瑞典和芬兰两国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政治中心的格局。所以苏联对芬兰社会民主党是有切肤之痛,有深仇大恨的。这个深仇大恨有点像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深仇大恨。所以他宁愿让保守党和农民党执政,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你要是从单纯的左右角度来看,保守党、农民党、中央党是右派或者是中间派的政党,而社会民主党是温和左派的政党,而苏联至少也应该支持比较靠左的政党才对。但实际上苏联宁可让右派和中派政党当权,也绝不愿意让社会民主党当权,就是因为在20年代的残酷斗争中,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差不多是是肉体消灭的残酷行动,这种残酷行动让苏联人长期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从中国的逻辑来看,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中间偏左的政党,比起北洋军阀以及梁启超那些党派来说,国民党还要稍微左一点,但是就因为国民党在差不多的时期有类似的清党活动,所以才有对他的深仇,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对于苏联来说,他的颠覆是通过两线作战方式展开的,此消则彼长。二十年代初期,他的动作主要是针对欧洲,到二十年代后期,他对欧洲的颠覆基本失败了,引起了我刚才说的强烈的反击。这时候他的颠覆重点转向了东方,以中国、印尼、日本这些国家为重点,而尤其以中国为重中之重。这一点你从共产国际的资金流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钱是留给中国的。为数非常之多,具体账目就可以说明。像20年代所谓的国民革命时期,苏联仅仅援助冯玉祥一人的金钱,每年是四千万白银,最少是四千万白银。你再比较一下后来在冷战时期,苏联资助美国共产党的钱,顶多也就是每年数百万美元,而且美元是在贬值,80年代他用来资助美国共产党的数百万美元,如果换到二、三十年代,可能只值数十万美元甚至是几万美元。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20年代末,欧洲颠覆活动失败以后,苏联的重点,对中国重视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等于是出了血本,宁可让乌克兰的农民饿死,也要把钱省下来,支持中国的亲苏军阀,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共两党— — 不是早期的议会制度的国民党,而是国民革命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 是共产国际用割肉的方法,一口一口养大的。这种割肉的方法割的自己人,也只有中国在60年代援助越南才能够相比。当时中国援助越南,是中国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用的是50年代的旧武器,新产生出来的武器,除了留少数标本以外,全部送到越南战场上去打美国。仓库都已经扫空了,为了援助越南民族对抗美国人来打仗。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用这种饿死本国国民的方式,拼了老命来援助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其他国家,英法,或者是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对外援助,但是你可以放心,他们的对外援助是有节制的。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会援助到,宁可让本国国民挨饿也要支持外国的那种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历史书说的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啊,苏联、中国革命者驱除了帝国主义,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者,包括英国、日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是很少的,援助也是很少的。真正大规模的干涉中国内政,通过中国内部的颠覆势力,也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像冯玉祥和盛世才这样的军阀,颠覆原有的、比较合法的北京政府,基本上是苏联一手操办的。苏联是单方面的积极活动,而列强没有进行具体干涉。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列强在一战以后,由于欧洲国际体系的破裂,对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变得力不从心、不感兴趣了。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对欧洲当然是很感兴趣,对中东不大感兴趣。你让他去积极干涉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内战,去镇压当地极端分子,他爱惜美国军人的鲜血,觉得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太重要,犯不着。如果是欧洲出了事,他们一定会跳起来。英国在当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出了事他是会影响自己,但是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你颠覆不颠覆,干涉不干涉,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就会袖手旁观,听任你堕落。

日本在币原首相执政时期,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但是日本在亚洲的利益比他要大得多。所以币原倒台以后,日本国内的军部和激进势力强烈谴责20年代的国际协调主义,就是这个逻辑。他们认为是,正是因为币原在任时期,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消极无为的政策,才导致了北洋政府和亲日势力的倒台,导致了国共两党的胜利。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是苏联的白手套,是国民党没有能力清算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共产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代理人。国民党这个白手套就有点像是以色列看法塔赫。他认为,法塔赫也好,黎巴嫩政府也好,他们都是真主党和伊朗势力的白手套。骨子里面,底下是伊朗在操纵。归根结底,这些势力都是改头换面,欺骗国际势力,骨子里面是为了颠覆以色列的。而币原在北伐战争时期,错过了干涉、一举掐死国民革命的最好机会,导致了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在南京政府的主持下,大规模的收回租界、废除条约、破坏条约体系,为苏联政权减压,严重损害列强,特别是损害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时候日本人重新干涉,就出现了九一八事变、塘沽协议这些事情。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已经不是最佳时机了。祸患在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当机立断把它掐死,现在祸患已经生成了以后日本再干涉,这就是为时太晚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二十年代就是应该当机立断。所以,英美派和币原势力在30年代的日本失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正确,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他们坐失良机。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是一段凯歌前进的时代。中国原有的政治局势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国民政府,其实即使在宋子文收回关税、稳定了南京政府以后,国民政府全年的收入也不过就只有,开始的时候就只有八千万两白银,最后,经过黄金十年的大建设,好不容易才增加到四亿,北洋政府连这个数目都没有,一般来说,就只有几千万银子。这个几千万的银子,比起苏联给的钱来说,微不足道。可以说在1927年和1928年之间那段时间,苏联扶持中国国内颠覆势力的钱,比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自己的全部收入还要多。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很像是现在黎巴嫩。贝鲁特那种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虽然能够从国际援助,或者是关税什么的,弄到一点钱,实际上他远没有真主党或者南黎巴嫩军队的国中之国强大。南黎巴嫩军队拿着伊朗和叙利亚的钱,在国内养的兵,比黎巴嫩政府的军队更多更强。他的收入,依靠伊朗和叙利亚的资助,也要比黎巴嫩政府更强。黎巴嫩政府如果惹了叙利亚或者伊朗的话,他自己的总理,比如说哈里里总理,就会遭到暗杀。他在真主党的压迫下,不得不向以色列挑战,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而以色列的报复是落在黎巴嫩的头上的,不会落在叙利亚和伊朗的头上。尽管策动人是叙利亚和伊朗,但是形式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争。尽管黎巴嫩政府根本不想打,但是因为国内有真主​​党代表的伊朗势力的胁迫,他不得不被动的跟以色列打,承担战争的所有损失。

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关系是一样的。中国尽管打不过日本,就像是黎巴嫩打不过以色列一样,也不大想打,但是因为国内有国共两党的缘故,他在国共两党的劫持之下,不得不去当人肉盾牌。想要颠覆远东国际秩序的主体是苏联,这是世界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牺牲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像现在的黎巴嫩人一样,他们的用处是替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充当人肉盾牌。而日本,或者是其他想要维持旧的条约体系的势力,他的报复活动,全都打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没有打在苏联的身上。这就是国民革命以及后来蒋介石政权的真实意义。而照我们的革命叙事,好像说的是,伟大的革命史观,其实这个革命意义就像是谁呢,他就像是真主党在黎巴嫩的革命行动一样,他是被外国势力支配的革命,由中国人充当牺牲品。故事就是这么简单。

二十年代末,就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清党的时候,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的总部比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整个政府都要更像政府。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是什么呢,他就是蔡元培、吴稚晖这些元老委员,再加上蒋介石拼凑起来的一点点军队,从上海资本家半抢半劝弄到的几千万银子,而共产国际在上海、在广州,通过安南向广州运钱,通过美国从墨西哥向上海运钱,通过外蒙古和中亚直接向冯玉祥和盛世才运钱。在中国,用发出的钱,建立了不叫政府的政府,比国民政府的钱要多出几倍。这些钱中间,大部分倒没有落到新兴的中国共产党手里面,可以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首先,拿钱最多的是冯玉祥、盛世才这些人,他们靠着苏联,有可能把中国西北部分裂出去,变成新的加盟国,他们拿钱是第一多。第二多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通过共产国际从美国和墨西哥汇来的大量金钱,赡养了像周恩来、顾顺章、向忠发这样的,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红色恐怖分子,他们拿着共产党的钱去敲诈资本家,破坏上海的经济秩序。第三条线路从法国,苏维埃在法国的地下组织以文化活动为掩饰,实际上是一个颠覆势力,通过法国殖民地,从法国到印度支那,从印度支那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广东,支持汪精卫麾下的粤军、桂军、省港湘军。这些钱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展开的。这三条支线,源源不断的,将苏联的经费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灌入到中国境内。

只要这三条经费的流动线不中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国民政府和任何政府都站不住脚的。国民政府在这个局势中的地位,就好像在一锅开水的水面上漂浮的一块冰块,底下全是沸腾的开水,由苏联在底下烧火,而国民政府就像一块冰块,蒋介石就像一块冰块一样飘浮在上面,早晚都会被这锅开水融化的。仅仅从钱的角度来看,他就根本站不住脚。别的不说,我们通常认为是,军统和中统这样的东西,是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镇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革命组织的一种机构。但是我们再仔细看的话,中统和军统是谁建立起来的,很可笑,它就像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一样,它就是在苏联克格勃和地下党的帮助下才建立的。徐恩曾、戴雨农、宋子文这些人首先建立中统和军统,手下基本上是,第一是没有人,第二也没有钱。召到这些人,只能发绩点工资,有了工作成绩给你发绩点工资,没有工作成绩就不给发钱。他们一般都是吃两套饭的。这些情报人员中有很多人,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成员,他一开始,比如说像李克农,请注意,李克农是,大家现在看电视剧也能看出,他是中共情报局的创始人,但是,他首先是国民党,而且他也是国民党情报局的创始人。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由李克农这个地下党人一手创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才不会被我们宣传材料所说的国共斗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材料所欺骗。干脆说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它就是黎巴嫩和真主党的关系。国民党表面上是政府,但却是非常脆弱的白手套,底下,最核心的部分,一开始,从它建立的当时,就是地下党在协助建立的。中统和军统一直到去台湾为止这个时间内,始终是共产党地下成员的一个乐园。戴雨农号称是共产党的屠杀者,但是在他的组织内部,从来没有实现过肃清匪谍。国民党骂匪谍骂得很多,恰好就是因为它自己被匪谍劫持的很彻底的原因。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30年代的中日外交,日本为什么反复强调,国民政府必须清除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如果不清除这个势力,那么中日的和谈是不可能成功的。你即使暂时成功,总有西北军或其他的亲苏势力在内部发动一些挑衅行动,搞一点恐怖袭击什么的,就把原先已经达成的承诺、协议给破坏了。这种事情在整个三十年代一再发生,照中国我们现在学校教科书的说法,就是说,日本军人不断进行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但这不是事实。日本人确实很想吞并东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北穷困,人口众多,而且无法建设,对他来说是个负担,他在华北经营的目的,跟以色列在黎巴嫩搞安全隔离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中国各个势力,包括国民党、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内部西北军的亲苏势力,都想用真主党那种手段,不断的骚扰东北,不断骚扰日本占领军,就像黎巴嫩的真主党不断策动黎巴嫩的军队向这些人发射导弹一样。所以以色列只能的做法就是,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个非武装区,让你的渗透源过不来,这就是日本人在华北经营特殊化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所谓塘沽协定建立的这样一个非武装区或者安全区,他建立殷汝耕的防共自治政府,就像是以色列建立南黎巴嫩军,为了隔离中日双方,好让他安安静静的享受满洲,吞并下来的那块赃物。而国民党及苏联就是不让他安安静静地享受,用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手段去骚扰他们。这种骚扰一再导致中日之间的承诺和协定破裂,最终导致了致命的七七事变和长期的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就是苏联外交的最大胜利。它最终实现了斯大林拿中国当人肉盾牌的目的。一旦中日战争全面展开,那么日本就不可能反对苏联了,苏联怎样都是要赢的:中国赢了,那么条约体系就整个垮台了,那么他打击帝国主义远东体系的目的就算胜利了;如果是中国输了,那么日本全部力量都用来镇压和占领中国,他自然不可能再打击苏联了。苏联本身是安全的。所以国民党的外交就收到了这个结果。即使蒋介石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本身不是苏联的支持者,但是他通过执行中国民族主义,结果,客观上也是促进了苏联外交的胜利。像冯玉祥、像张发奎这样的人,他是直接接受了苏联的资助、破坏蒋介石统一中国的目的、尽可能建立亲苏势力的。共产党本身更不用说了。整个中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联的白手套。苏联能在中国能搞这种顺手,也就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原则就是要颠倒资本主义的秩序。如果你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革命在什么地方实现呢,在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地方。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地方就越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英美这样,资本主义建设最好的地方,应该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而列宁主义恰好相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最强大,你是打不过他的,必须在资本主义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在沙皇俄国这样的地方去打击他,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错了,列宁在这方面是正确的,革命首先在俄罗斯实现。在俄罗斯实现以后,苏联进行的外交活动其实是一系列试探性的活动,也就是试探薄弱环节。事实证明,欧洲不是薄弱环节,欧洲的资产阶级势力非常强大,革命全都遭到镇压。而尝试的结果,帝国主义鞭长莫及的中国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内部的政治秩序极端脆弱,军阀割据,总有那么一部分军阀是可以收买的,有巨大的社会空间,这就像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是四分五裂的,高度不均衡,总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插进去。这样的地方是最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像埃塞俄比亚一样,他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如果是殖民地,那就不一样了。苏联在非洲的颠覆重点是埃塞俄比亚,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大部分地方是殖民地。殖民地,就有英法两国管着,你去颠覆的话,会导致英法的直接干涉。而直接干涉的话,苏联很可能斗不过他。而埃塞俄比亚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不能直接干涉,而这个独立国家自己又是非常落后,非常混乱,非常腐败,他的社会极端脆弱,很容易,可以说,埃塞俄比亚自己的社会结构抵挡不住苏联的颠覆,而他的独立又恰好导致了英法帝国主义没有办法来直接插进去进行干涉。中国也是这样的。苏联为什么在印尼、朝鲜、印度的颠覆没有得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是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比较完善的,颠覆活动会很容易遭到镇压,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即使你明目张胆的向广州起义那样直接干涉、颠覆,那么帝国主义也不好直接过来反扑你。而中国原有的政治势力则没有能力实行反扑。所以中国是苏联的最佳突破口,也就是列宁主义原则上的那个薄弱环节,是实行革命的最佳地方。

现在有一种事后产生的说法,把国民政府当成北洋政府的直接继承人,认为是中国重建和繁荣的一个核心。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相信,因为近代史跟其他时代的历史不一样,就是,近现代史留下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即使在共产党本身封锁和销毁了大量资料以后,苏联和日本留下的大量资料就足以充分说明问题了。国民政府他不可能,从他在1928年建立的当时,他在双重意义上就不可能成为重建中国的一个团体。他在外交上,因为他本身的产生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辛亥革命的产物。国民革命是什么?打倒列强,消除不平等条约。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就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明文承认的那些各种条约。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先决条约就是,在国内实行欧洲模式的议会政治,在国际上尊重国际体系,维持列强的国际协调,这两个条件是中华民国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中国人说是,照现在的国耻教育的说法就是,国民党的国耻教育和我们现在的革命教育,是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他刚刚加入国际体系或者恢复国际体系的时候,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条约。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条约可以逐渐的修改,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但是如果通过革命手段去破坏这些条约,你就处于尴尬的地位了。这就等于说是,我现在颠覆,我不受警察的执行的法律约束,我现在就宣布,把会场里的东西都抢过来,算是我的一份财产。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另外来了一个强盗来抢,我再去报警,那警察肯定不理我。警察肯定会说,你已经说过了,你不是我们的保护人,你已经把我们的东西给抢了,抢了以后再来其他的强盗抢你,这叫黑吃黑,你不用指望我们能够保护你。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就落入到这种可悲的处境。他向全世界到处宣传的都是日本侵略了他。但是问题在于,他已经实行革命外交,单方面的废除了条约,收回了租界,赶走了英美传教士,实行没收财产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就是破坏者,你怎么能指望国际社会再为了你再去惩罚其他那些分子呢。良民能够要求警察来保护,那是因为他自己遵守法律的缘故。你自己已经是越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那你只能是自己混了。这就好像是阿萨德政府的处境就跟伊拉克政府不一样:伊斯兰国打了伊拉克政府,美国就要出兵干涉,帮助伊拉克政府;但是伊斯兰国也在打叙利亚阿萨德政府,而美国人是不管的,让阿萨德政府去自生自灭。为什么,因为阿萨德也是美国的敌人,他也不在这个体系的保护之内。而伊拉克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护他的盟友但是不会保护他的敌人。国民政府就处在阿萨德政府的情况下,他自己就是条约体系的破坏者,他得不到外部干涉势力的保护。

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甚至在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到处求援,而英国外交官的判断是,七七事变应该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因为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时,日本指挥华北驻屯军的那些高级将领,跟本没有一个在场。如果日本真想发动战争,他的将领一定是各就各位的,不可能在高级将领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而且日本演习的时候,连实弹都没有,都用的是空包弹,这说明当时确实在演习。而驻节华北的西北军一直,从冯玉祥时代开始,就是苏联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拿的钱比共产党自己拿的钱还要多。华北的地下组织,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操纵之下,西北军的情报工作,由中共地下党员、西北军的重要将领张克侠主管。袭击日本士兵那些身份不明的人,虽然始终没有证明是谁,但是日本人始终坚信,是张克侠、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派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中日战争。这一点当然没法证明。但是你要说这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侵略中国的阴谋,则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日本人没有这样的阴谋。日本只是面子观念问题,就是说,堂堂的皇军竟然让你们如此弱小的军队给袭击了,如果我们不狠狠地报复你一下子,那就有损皇军的军威。然后他就疯狂的报复,用违反国际法的手段报复,杀害平民,犯下各种战争罪行。因为犯下各种战争罪行的结果,导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然后中国人就借势宣扬,把所有的罪过都抛到日本人头上去。

但是,你要真正考察这个纠纷的话,这个情况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中国人,等于是和日本人打架了,先开始以后双方都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后来打到一定程度上,中国输了,日本还不肯收手,打得太过分了,这时候警察就出来干涉,把打得太过分的日本给抓住,送进了监狱。但是这不等于说,事情一开始就是他挑起来的。中日之间的关系,很像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日本基本上每一次都能打赢,但是打赢以后,中国人总是不遵守签订的条约,然后总是用恐怖活动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活动来报复,然后日本又反过来报复。但是日本和以色列不同,他没有足够的克制。一旦报复起来就收不住手,才酿成了后来的中日战争。而这种挑衅行为中间,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有很多都是不受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共产党地下的组织或者是苏联挑起来的。在他们的策划中间,不仅是要打击日本,而且恐怕是要顺便把国民党给拖下水一起毁掉。而蒋介石在这方面,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克制不住这一点,就毁了他全部的努力。但是,后来有很多国民党内的人对这一点进行反思。像胡适、蒋廷黻这些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从刚才的情况来讲,从后见之明看来,即使在1928年和黄金十年,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基础是如此的薄弱,在国际社会上,他是一个类似阿萨德政权的这样一个革命政权:你一方面反对西方国家,搞反帝反殖民主义;一方面又要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盛世才那些亲苏的军阀,搞中华民族主义,等于说处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既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又反对苏联的强大势力,而能够生存下来?两线作战是注定要灭亡的。蒋介石,最多的时候也就凭着他那四万亿那点钱,无论是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其脆弱的。如果他干脆像北洋军阀和张作霖那样,依靠帝国主义去镇压苏联的势力,他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做法,百分之百地投靠苏联,全心全意地跳出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也许能够成功。但他两线作战,相当于两边都反对,可以说他这个企图一开始就要失败的。只要他在北伐革命和以后的宗旨是按照既打倒帝国主义、又消灭共产主义这种两线作战的方式来搞的话,不管具体的措施是英明还是正确,那么可以说,他在大陆的整个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这是从中国内部来看的。

从国际社会来看,那就很简单,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是被国际体系遗弃的地方,就像是现在的中东一样。对帝国主义来说,这块地方太穷,不值得花太多钱去维持。但是对苏联来说,它是很宝贵的,非要抢不可。帝国主义不急于维持,而苏联非要抢不可,形势就要有利于苏联。对于远东,唯一有利害关系的强国就是日本,于是日本打击中国。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他打击中国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目的,特别是在东北,是打击苏联的势力。这一点,英美是不反对的,不但不反对,而且是相当欣赏的。你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甚至七七事变初期以后出现的那种英美的外交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愿意支持蒋介石的就是苏联。苏联支持蒋介石就是为了延续战争,把中日两国缠斗在一起,最有利于苏联。而英美,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认为战争是中日双方都有责任,谁也不支持。直到日本的第二个目的呈现出来:他打击中国,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平行国际体系,推翻白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在这个情况下,英美才断然的转向反对日本,这种新政策的标志就是入侵印度支那。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这一点弄不明白,他好像说是,因为日本入侵了中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早晚要会发生战争。其实不是。英美的态度是有底线的。日本人打到中国,如果你犯下了侵犯人权的罪行,英美会谴责你,或者是给中国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直接干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日本一旦深入南洋,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直接进入了欧洲和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就要直接制裁你了,这是他的底线所在。中日战争没有越过底线,美国会保持中立,侵入印度支那和远东殖民地,美国就要断然封锁你。而日本在美国封锁的条件下,各种物资,特别是石油供应不上,只有坐以待毙。那他就只有拼了。不是屈服就是拼一下,于是有了珍珠港事变。

珍珠港事变是日本由反对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变成反对英美而造成的。这个整个逻辑线索是非常清楚的。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实际上走得太远了,如果他仅仅满足于打击中国和打击苏联,就像以色列现在只打击阿拉伯人一样,他实际上不但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如果他在适当的情况下撤出中国本土,以东北为基地,搞反共,坚持反共,抵抗苏联的颠覆的话,甚至还有可能得到英美的奖赏,甚至有可能坚持几十年以后,到冷战爆发以后,日本变成是英美在远东的主要盟国,像弗朗哥的西班牙一样,而满洲国甚至可能得到英美的承认,像现在的韩国一样变成东亚的经济中心,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的。日本的外交缺乏审慎,使他失去了最好机会,把整个亚洲大陆送到了苏联势力的手中。基本上大变局是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决定了。像胡适和蒋廷黻这样的人就已经很清楚,中日一旦开战,国民政府原有的那一点不多的希望就荡然无存了,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苏联。无论具体战争怎样打,肯定最后的胜利者是苏联。除了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对亚洲大陆有任何兴趣。美国是,送给他,他都不想要的。不是日本上就是苏联上。中国自身的实力太软弱了,维持不住亚洲的势力,尤其是维持不住东北的势力。中国只有在,比如说,在北洋政府张作霖的时代,通过巧妙的外交平衡术,使苏联和日本在东北和中国维持势力均衡,才能够维持中国在东北的名义主权。蒋介石鲁莽的外交把这件事情给搞砸了。他为了摧毁日本在东北的直接统治,他首先企图驱逐日本,结果在日本的报复之下,把剩下的在东北的那点名义上的主权也给丢光了。然后他为了报复日本,把苏联引进来,但是,苏联胜利了以后,对中国不会比日本对中国更好。

斯大林来到东北以后,蒋介石就要完蛋了。他要么就是,像恢复到1928年前的情况,认栽,以前东北是日本的,现在东北是苏联的,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也许还会出卖中国共产党,容许他统治中国南方。但是他连这一点也不接受。他认为是,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的辛苦就为了东北,好不容易把日本打败了,又把东北白白送给了苏联,他实在是不甘心。于是他挥军东北。挥军东北的行为,斯大林不会漠视。斯大林绝不会容许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占领东北。没有日本,肯定是属于他的。就像英国绝不容许任何人占领弗兰德一样。蒋介石挥军东北就是把抗战时期好不容易练出来的精锐部队全部葬送在东北,而苏联用美国给他的援助和他从日本缴获的军火,和苏联工业基地,全力援助中国共产党,轻而易举就打败了国民党。我们不要相信小米加步枪那些傻话。因为国民政府原先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即使在1937年也是非常薄弱的​​,经过日本洗荡以后,国民党只剩下在四川搞出来的那些又土又破的小工厂,那些工厂连汽车轮胎都生产不出来。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的每一滴汽油、每一个汽车零件、每一个轮胎,都必须要千里迢迢的从印尼绕道进中国。

而东北在日本建设十年后是什么情况,一年生产飞机一千多架,它是远东的鲁尔区,远东的最大工业中心。日本和美国开战的时候,美国的重点轰炸是向东北,为什么,因为东北是重工业基地,地位比日本京都那些地方还要重要得多。盟军不把鲁尔区的工业区炸垮,那么纳粹德国是打不垮的;不把东北的工业区炸垮,日本也是打不倒的。这个工业区,它的工业产值,比中国整个内地的工业产值至少多出3倍,而且产值不是最重要的,层次才是最重要的。东北整个重工业,它能够生产出来的汽车和武器,是内地十八省、广大内地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的。而且内地在战争以后,它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蒋介石在四川搞出来的这些士兵都是营养不良,照美国的说法就是说,人力桶底的渣渣。按照美国的征兵标准是非要淘汰不可的。而蒋甚至连供应他们吃饭都成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国军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有功的人,蒋介石蒋委员长亲自给他下条子:特别允许立功将士一天吃三顿饭。而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基本上就是在战争最后时间,每年经济都在增长。在苏联已经打进来的时候,日本在临时搞战略储备的情况下,在东北吉林省东部留下的存粮,足够支持十几年时间。就更不要说他留下的工业实力了。然后再加上苏联从欧洲战场,美国人给他的卡车和武器,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大批工业,全部送到共产党手里。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恰好又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即使美国不制裁,他单单依靠进口,取得那点零星补给,恐怕也斗不过东北工业区的共产党。这场战争是一边倒的,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只要国民党在一两年时间把抗战后期积累下来的那些军事物资都打完,战争就结束了。而东北的工业区还会源源不断的生产。掌握了东北的政权,可以说吧,东北地区的满洲国如果是一个独立国家,他要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就好像以色列如果要打埃及这样的大国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工业化的小国,一个是没有工业化的农业大国:农业大国它只有一盘散沙的农民,顶多也就是有粮食和军队,连日常供给也不行;另一方面是有飞机、有坦克、有大量重炮和重工业,这样的少量的部队可以横扫大陆,一点问题都没有。

蒋介石在当时唯一的机会,就是像希腊政府一样,跟斯大林做一笔交易,通过一定的交易,把东北和长城以外的土地让给苏联和共产党,然后斯大林并不是不可能把南方让给他。因为他跟英国人做过类似的交易,在俄国军队横扫东欧的情况下,英国军队又不能实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实际上,苏联把整个东欧,包括意大利和希腊、土耳其拿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丘吉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跟斯大林做一笔交易(注:即「英苏百分比协定」),就是说,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划为苏联势力范围,把希腊和土耳其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答应了。这件事其实按照当地的政治生态是不大对的。因为罗马尼亚的共产党,直到战争结束,统共就有几百人,在本地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但是因为丘吉尔把这个地方划给了苏联,苏联把这几百个共产党人空投到罗马尼亚,刹那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像是在北朝鲜一样,就搞出一个金日成政权。而希腊的共产党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占领了除了首都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大片地区。可以说,希腊国内95%的土地都在共产党的军队控制之下。但是斯大林既然把这块土地划给了英国,那么英国的军队就直接支持希腊的流亡政府镇压共产党游击队,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了。在共产党游击队得不到苏联的支持,逃到苏联以后,斯大林又把他们的领袖全部杀掉,剩下的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亚丘陵去了。在这方面斯大林是非常守信誉的。所以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一直没有把握斯大林会不会出卖他。斯大林是很可能会出卖他的,就好像是他很可能会出卖东土耳其斯坦的共产党一样。他为了毛泽东的缘故,干掉了东土耳其斯坦的共产党,而这些共产党本来就是苏联组织起来的。他也很可能为了蒋介石的缘故干掉毛泽东。只要蒋介石在东北或者是在北方多给他一些利益,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斯大林,从他以往的经历来看,是一个非常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在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不会照顾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利益,而且划分势力范围以后,他是相当遵守诺言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出于他的民族主义思维和大中华主义思维,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注定了自己的毁灭。他毁灭,不仅意味着他自己的毁灭,也就意味着朝鲜和越南的毁灭。因为中国的内战,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中国的革命。但是在苏联的外交策略上,肯定是远东一盘大棋。中国的战争主要取决于东北的冲突,而东北的冲突则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三方合作。如果没有朝鲜劳动党给他提供休整机会的话,那么林彪在战争不利的情况下,被远征军追杀的情况下,很可能,虽然他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但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在战争不利的情况下,林彪就可以把他的部队撤退到大连租界和苏联的边界和朝鲜进行休整,休整之后再打回来。等于说是,中共方面是在进行一场跨国战争。东北战争,既然,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方法,以跨国战争的形式结束,那么他在国民党撤出大陆以后,既然朝鲜劳动党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都是苏联的子党,是远东的一盘棋,那么,可以想象,毛泽东在50年代实际上是处在一种不能拒绝回报的状态。一旦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半岛遭到失败,朝鲜方面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你们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遭到严重失败的情况下,是我们救了你,要不然你早就被蒋介石打得没地方跑了。现在我们被美国人打得没地方跑,我们也要到东北来避避难,这难道不可以吗,你们难道不应该回报我吗?这个逻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基本前提,明白5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世界一盘棋这个基本逻辑,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很多历史分析是不正确的。

刘仲敬 2015年3月14日

作者 影视123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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